六十七年前的1956年2月25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讲话，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这一事件在苏联历史上究竟有何重要意义？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界名人是怎么说的吧！

俄罗斯纪念苏联政治恐怖牺牲者研究与信息中心理事会副主席尼基塔·彼得罗夫：

半个多世纪前那份报告的出现，奇迹般地颠覆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推翻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价值观体系。

当年曾经亲耳听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那份秘密报告的人，如今大多已经作古了。

不过，当时这份报告的文本很快便在苏共内部传遍了，甚至不久就传到了西方国家，一时间仿佛成了第一份揭露斯大林本人和当时整个苏联体制所犯罪行的有力证据。

本来，赫鲁晓夫这份报告的目标只是针对斯大林及其专制手段，但最终却变成了对他根本不打算彻底改变的苏维埃政权的攻击。

赫鲁晓夫政策的目标原本只是想纠正党的路线，以“回归列宁主义”的名义，让当时苏联所奉行的体制变得更具有柔性，以满足人民需求，振兴已经深陷危机的苏联农业。

当时，赫鲁晓夫根本不想触及强迫劳动、压制个人自由、排除任何形式独立思考的意识形态说教这些苏联制度病根，而斯大林的个人专制恰恰是这些制度病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全面监控和压制制度只有依靠明目张胆的公然施暴才能奏效。斯大林大张旗鼓地审判“间谍和害虫”，揭露“人民公敌”，目的正是为了恐吓。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内政外交新趋势日渐明朗，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成员显然难以形成统一意志以继续斯大林路线。

斯大林刚一去世，曾经的学生和战友们就立即开始和他的政治遗产划清界限，分道扬镳。

早在1953年，苏联的外交政策就已经明显转向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对抗，开始为从前那些受政治迫害的人平反昭雪，并把他们从劳改营中放了出来。

到苏共二十大召开前，这一进程逐渐发展，已经攒足了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这份报告只是对已经发生的政策转变做出解释罢了。

剩下的也只有推倒斯大林像了。

赫鲁晓夫为什么亲自反对斯大林？表面上看，他似乎没有任何个人动机，和斯大林也没有什么个人恩怨。

1953年3月，站在斯大林灵柩前的赫鲁晓夫还是一副痛不欲生，如丧考妣的样子。

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曾经对自己在苏共决策层的同志们说，他们都是些“瞎猫”，并预言说，等他死了，“帝国主义者”会把他们碾成碎末。

实际上，这些“猫”们并不是真的瞎了，而是在他那严厉目光的注视下，他们根本不敢多说一句话。

他们一直把他的话记在心里，并且早就下了结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出来揭露他，这一时刻便成了苏联的历史转折点。

从此，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甚至是对“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既可笑又过分的誉美之词，也绝不能称为崇拜。

1964年兵不血刃的政变结束了赫鲁晓夫时期，无论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霜冻”还是安德罗波夫时期的“紧箍咒”都无法与斯大林主义的可怕相提并论。

当然，即便是1960年代到1980年代，这个制度也绝非软弱无力——对异见人士还是一如既往地进行残酷镇压、强迫劳动和意识形态洗脑。但苏共二十大播下的怀疑的种子，已经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这个政权已经注定要灭亡了。

俄罗斯列瓦达中心社会政治研究部主任列夫·古德科夫：

这一事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几乎已经从在当今俄罗斯群体意识中消失了。

根据我们的调查，去年只有6%的受访者称这是二十世纪的重大事件——认为其重要性远远低于切尔诺贝利事故。

我想，这是因为苏联的制度和“个人崇拜”问题本身没有得到真正理解，没有得到剖析，更没有得到解决。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人们曾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只是停留在对过去的揭露上。人们对“个人崇拜”的愤怒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1991年，就已经平息下去了。

当下，俄罗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并未对这一问题展开全面研究。

现在也不是没有写得不错文章，但还是没有像意大利和德国那样进行过完整的分析。因此，迫切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与对希特勒、墨索里尼、菲德尔·卡斯特罗等人的“个人崇拜”相比，有必要从史学、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对有关斯大林主义的问题进行解答。

在苏联知识分子的记忆中，与从前相比，苏共二十大让人们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自由。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转折点。

然而，苏共二十大并没有让权力得到约束，没有解决整个苏维埃制度面临的问题，社会也没有向着“人性化的社会主义”更进一步。

诗人德米特里·普里戈夫：

对于苏联历史来说，赫鲁晓夫的报告是一个重大事件，甚至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事件。苏联历史上，无论是革命、战争还是改革，很少有哪件事具有类似意义。有人认为赫鲁晓夫作这样一个报告是个不幸，有人则认为恰恰相反。

1956年，我才16岁，我只记得当时父母什么也没说。后来我才慢慢体味到这一事件重大意义。

没有赫鲁晓夫的那份报告，就不会有后来几年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历史性事件。无论对文学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说，这一事件都称得上是巨变。

过了很久，人们才开始讨论赫鲁晓夫报告中某些前后矛盾、含糊其辞的内容。当时，人们还很难真正领悟这些内容。许多人不明白赫鲁晓夫怎么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竟敢揭露和谴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Ad Marginem出版社社长亚历山大·伊万诺夫：

赫鲁晓夫的报告首先推动了文学的发展，社会主义也变得人性化了。

将人文价值观放在首位的一代新人也已经成长起来了。1957年的青年和学生联欢节和以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的作品，都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

后来涌现出的苏联亚文化现象，从批判个人崇拜、划皮划艇到听奥库扎瓦演讲、坐在厨房里滔滔不绝地谈论政治，都与赫鲁晓夫这篇报告有关。

那个时代释放出了巨大的人文主义潜力。现在我们需要以这种经验为基础，找到历史的连续性。重点不是斯大林时代，而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

随着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到来，苏联与世界的关系也愈加复杂，呈现出多层次性，不再像以前那样单一，这就是赫鲁晓夫报告的积极意义。

前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瓦季姆·梅德韦杰夫：

历史已经对这一事件做出了评判。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是一个建立在一党、一人权力基础之上的政权的历史转折点。开始了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

这份报告是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也就是在那些想维持现状的人与那些感受到时代精神、变革精神的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完成的。

不过，赫鲁晓夫并不能完全可以被称为新时代的人，因为他的职业生涯毕竟起步于斯大林时期，这份报告的戏剧性和复杂性也就在于此。

所谓“秘密报告”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实际上这份报告当时并没有定密。事实上，几个星期后，报告的文本就传到了地方，以至于后来连西方国家都知道了。所以这只能算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真正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赫鲁晓夫的直白，我花了了很长时间才明了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当时，苏联社会舆论大哗。人们不禁要问，赫鲁晓夫和当时在场听取这份报告的苏联领导层成员——诸如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你们这些人可都是斯大林时期的过来人，也都是那些事件的参与者，现在怎么都成了斯大林一个人的错？！

斯大林不可能一个人决定所有事情，他是有一群同党的，马林科夫就是列宁格勒案的始作俑者。

赫鲁晓夫报告刻意强化了斯大林的个人色彩。例如，据说斯大林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但事实并非如此。

赫鲁晓夫只是把“个人崇拜”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加以批判的——仿佛这种个人崇拜完全是斯大林的个人特质造成的。

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个人崇拜”是可以因诸如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政治制度本身而出现的。

赫鲁晓夫并没有对建立在领袖和党无所不能、缺失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本身加以批判，这反而导致了此后一段时间内出现的对赫鲁晓夫本人的崇拜。

赫鲁晓夫对待知识分子一如既往地使用了与斯大林同样的方式——粗鲁地大喊大叫。以至于后来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和新切尔卡斯克工人流血事件。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崇拜愈发严重。

只有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对促成这种现象形成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评，苏联才得以克服“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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