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3年，列宁就曾在《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一文中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定义：

对于革命而言，仅仅是下层不愿像原来那样生活下去是不够的，还要求上层也不能像原来那样统治和管理下去。

如果把这段话放到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或许还要加上一句，不仅是下层，就连上层都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那么，当时的苏联“上层”都是哪些人呢？他们就是那些由苏共中央任命的高官。

对于“上层”这一概念，当时的苏联社会各界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大家都公认，凡是由苏共中央任命的高官，都属于“上层”。

这些高官依其职权大小，又可以划分出很多级别。同时，无论是哪一级干部，实际上都不负什么责任。

当代学者认为，苏联时期的干部总数大约有三百万人之多，仅在最高一级的苏共中央，干部人数就达25000人之多。

其中，来自俄罗斯的地方干部代表都算是最基层的。这类干部大多来自经济领域，也有一部分是党务系统的。

经济界高官在整个苏联都算得上是上层 人物，跟党务系统搭不上关系的人，在经济界高官中是排不上号的。

对高官的选拔主要基于个人忠诚度和熟悉程度，当然，有时候也会看工作成绩。

进入上层以后，大家要么就是在同一个系统内向上迁升，要么就只能在不同系统之间平调。

除非犯了什么严重错误或罪行，对本系统和领导不忠，否则一般几乎不可能被清除出干部队伍。

此外，当时苏联的干部选拔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世袭权力转移制度。

这种具有封建社会特征的精英组织形式并不是自发凭空产生的，而是先由赫鲁晓夫，后由勃列日涅夫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造成的。

他们两人当初能够掌权，都是因为他们都曾向党内人士许诺，一定会清算前任犯下的错误，革除弊端。

例如，赫鲁晓夫曾向官员们承诺，一定不会因为工作上的失误逮捕他们，更不会把他们关进劳改营 ，只会追究他们工作不力的责任，也就是说，不会再搞斯大林时代那一套了。

顺便说一句，赫鲁晓夫曾经答应不会再让官员们加班加点，可把大家给乐坏，因为斯大林时代官员们混乱的作息时间已经把他们搞得筋疲力尽，很多人因此患上了神经衰弱甚至自杀。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甚至保证一定不会对官员们随意撤换。

这样一来，官员们都养成了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的习惯，经常对上级的决定置若罔闻。

赫鲁晓夫时代，特别是他在任最后几年，频繁对党政机关进行调整，把官员们搞得苦不堪言，无所适从。他下台前遭到的指控之一就是频繁进行城乡机构调整的种种既偏执又奇葩的想法。

人们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把苏共分裂成了工业党和农业党。

赫鲁晓夫有关城乡机构改革、把苏共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的想法在各共和国大受欢迎。正是从那时起，各个地方的头头脑脑们开始自行其是，为所欲为，经常对苏共中央的指示置之不理，视若无物。

赫鲁晓夫当时到底想干什么？他当时的打算是把经济从中央垂直管理改为由地方管理。

为此，赫鲁晓夫砍掉了主管经济的中央各部，并在各加盟共和国、州和边疆区设立了国民经济委员会。

这样一来，莫斯科的专家、学者、官员和经济管理人员都被下派到了地方。

斯大林时代谁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人们肯定饶不了他。

意识到经济管理体系濒临崩溃后，赫鲁晓夫又成立了各国家委员会，而不是各部。

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存在实际上已经让经济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了，工业区和农业区各州州委重组让局势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从理论上讲，这等于是把州委的管理权合并为两个超级中心。 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搞了两套人马，最终导致苏共的实际分裂。

惊慌失措的苏共高层成员联合起来，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并要求继任者保证放弃一切此类实验和过激行为。

担任过苏联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的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就曾毫不隐晦地在回忆录中写道：

赫鲁晓夫有时提出的建议根本没有什么理性可言！

例如，他建议把苏共分为分成两个党——工业党和农业党。还有就是为了让科研更接近生产，把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下放到郊区。

赫鲁晓夫显然是重组成瘾，取消各部而代之以各国营农场和委员会，按照生产原则重组农业管理部门和党政机关，结果便导致了苏共的分裂。

这样一来，一方面，苏共遭到了分裂，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的重组成癖也遭到了苏共高官们的厌恶。

后来，苏共高官们向勃列日涅夫提出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未经他们同意，不要在苏共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强行搞人事调动。

同时，他们要求勃列日涅夫要确保官员履职条件的稳定性，让他们对额外的官员奖惩制度有信心，确保受过党纪政纪处分人员及其家庭成员不受非法侵犯。

对于这些条件，勃列日涅夫当时不但都答应了，而且也确实都落实了。因此，对于苏共高官们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堪称真正的“黄金时代”。

对于从1964年到1985年所谓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即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契尔年科去世），按照苏联传统干部选拔方式培养的新一代苏共高官成长起来了，在此之前，他们并未曾想过如何在另一种制度下生存。

不但他们自己可以到访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甚至很多苏共高官子女就在苏联驻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工作。

在那些国家，他们有很多时间进行比较和思考，思考他们在那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在苏联过的又是什么日子。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比较和思考的结论都不利于苏联。

首先，让这些苏联“官二代”担心的是他们的既得利益能否保住，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物质享受能否保住。在去过西方国家的苏共高官的所有回忆录中，提到的居然首先是超市，也不是没有道理。

在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与美国面对面》一书中，就曾不知何故，在提到商场和超市时带有批评的意味写道，苏联人已经不再像泥塑一样被蒙蔽了，他们已经开始从苏联媒体对美国商场橱窗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批评中重见光明。

苏联人也开始承认，在美国，货架上都摆放着大量食品。

比如，苏联媒体一篇关于美国人乘车去旧金山斯通镇超市购物的报道中就曾提到，苏联的赫鲁晓夫还在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敲瓜子或捏葡萄柚的时候，美国记者们正涌向当地一家超市，把那里挤得水泄不通。

记者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挤到售卖肉制品和食品杂货的柜台前，其中一名摄影记者为了抢占有利的拍摄位置，一不留神掉进了一个装满黄油的冰箱，另一名记者则掉进了一个肉食展示柜，还有一名记者踩了一脚奶油。

一位细心的读者发现，根据《与美国面对面》一书中所讲述的内容，可以得出结论，美国的商场里肉和香肠堆积如山，冰箱里装满了黄油，连地上都铺满了奶酪。

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过是官方媒体的宣传而已。从个人层面上来讲，出国旅行后的亲眼所见则更具视觉冲击力。

以下是叶利钦的助手苏哈诺夫写的一篇关于参观美国休斯顿一家普通商场的文章里的部分内容：

我们返回机场时，鬼使神差地去逛了一家名叫“兰多尔斯”的典型的美国超市。

由于日程安排得很紧，之前我们还没能来得及去过任何一家美国超市。

我们一行人中，只有我和叶利钦以前从来都没有去过这样的购物场所。而且，它不是华盛顿的商场，更不是纽约的商场，按照我们的见识，应该不过是最普通的州首府商场而已。

当我们离开超市时，超市经理还送给我们一份礼物：一个大玻璃纸袋，里面装的是这家超市的预包装产品……

上了飞往迈阿密州圣安德烈亚斯的飞机，叶利钦一改往常的做派。他双手抱着头坐着，看上去显得非常难受。有人说，很多胆小怕事的人从大地方回到自己的穷乡僻壤，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显得非常沮丧，看来此言不谬。一个人突然过上和他大半辈子完全不同的生活，心灵所受到的那种冲击往往是非常难以承受的。

叶利钦稍微清醒后，又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伤心地说：

我国人民都被灌输了些什么思想？有的人一辈子都在编故事，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听别人给自己编的故事。但是世界上的一切早都已经被安排好了，可惜不是为平头百姓安排的。

按照当时苏哈诺夫和叶利钦的逻辑，俄罗斯出现类似超市加剧了苏联的毁灭。

从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特拉夫金的著作中也可以读到类似的观点。

他曾在书中这样写到：

你们知道吗，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瑞典超市，当时我完全被震惊了。那时我才意识到，过去这七十多年来我们都被狠狠愚弄了！

世界史教授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在演讲时引用了特拉夫金的这些话，他还说：

正如我所发现的那样，就连叶戈尔·盖达尔也曾在加利福尼亚州半月湾有过类似经历。他曾和一位美籍俄罗斯经济学家米哈伊尔·伯恩斯塔姆一起去过那家商场买野餐食材。他就是在那时被惊到的。

在祖博克看来，20世纪80年代，苏联人的消费主义热情大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这些苏共高官了。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急剧膨胀的物欲，再加上不受约束的巨大权力，自然会让这些苏共高官蜕变为如同世袭封建领主一样的新兴阶级。

有一点是不应被忽视的，这就是，很多苏共高官不但腐化变质，而且在苏联剧变过程中闹得最欢的也是这帮人，很多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学者都对这一观点深以为然。

这种情况也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领导层下决定让苏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和关键因素之一，当年所谓主权游行的主要参与者就是这帮苏共高官。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圈子的苏共高官对所有权问题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对那些思想最为激进的人来说，所有权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

例如，如果我们看看尤科斯帝国的形成，就能发现，作为苏共高官阶层一份子，穆拉夫连科和波诺马廖夫家族的大部分业务，以前无一例外都视为国有企业的业务。

在各加盟共和国中，苏共高官们则把所有权看作是其世袭权力的一种形式。

特别是在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巴依（富人）和别伊（官员）在这些地方脱离苏联而独立的时候，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而传统上这两样东西在那些地方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

然而，大多数苏共高官其实都很贪财。往往把国家按照官员工作成绩和职务级别配发给他们的住房、汽车和别墅等财物都视为个人财产。

苏联末期还出现过这种情况，即苏共高官不惜牺牲人民利益，通过卖官鬻爵疯狂敛财。其结果是，国家机关编制迅速膨胀，人浮于事的情况愈演愈烈。各级官员人数迅速膨胀，这种情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这样一来，对于想要让自己成为”世袭封建领主”的苏共高官来说，制造“阶层固化”便成了必由之路。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有多重要，就得了解一下有关苏联官员人数的数据，可惜，并没有这方面的准确数据。

但很多媒体和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坚持认为苏联官员人数庞大，甚至达到了150万之多。

但这并不是事实。整个苏联仅高官就有三百万之多，况且一个行政机关不可能只有一名官员。

例如，在苏共决策层的会议记录中，我们可以读到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9月17日发表的如下讲话：

请大家注意，在我们国家，仅官员人数就有1800万之多，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属，那就是6000万人。他们很为自己的衣食住行担心。

这段话并没有错误。

又比如，在同年10月8的苏共决策层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说，据估计，仅中央各部的官员人数就达到了66万，这可都是高官。

就在这次会议上，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利加乔夫说，各加盟共和国加起来共有700个部，此外还有自治共和国的400个部。各部总人数加起来有1400万，这还不包括党务部门和企业中的高官。

结果，苏共高官及其家庭成员的总人数达到了整整6000万，而当时的苏联总人口也不过2.93亿而已。

当然，维持如此臃肿的官僚机构既没有必要，对苏共高官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

对他们来说，这等于给自己往上爬设置了更多障碍，增加了更多竞争对手。于是，一个亟待完成的任务便摆在了苏联领导层面前，这就是在不损及苏共高官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对原有机构进行精简。

苏联解体后，后苏联空间各国的官员数量仍然非常庞大，但总数已经明显少于前苏联。

与此同时，毫无疑问，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国家的官僚机构中的官员都与苏联时期的高官无关。

当然，这里说的都是这些国家现在的高官，可以说，在政坛上，这些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既有权制定规则，又有权执行规则。除了这些高官，还有企业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

因此，可以说，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大量减少社会底层人士涌入高官阶层。

与此同时，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原始积累”阶段，或者说是“野蛮生长的资本主义”阶段，来自精英阶层的众多高官后来都被淘汰了，但也形成了新的高官选拔制度，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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