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对外情报部门的重要领导人苏多普拉托夫关进监狱？

当过苏联前内务部二局局长，让人们对苏多普拉托夫的看法往往截然相反。

有人说他是“斯大林的刽子手”和“苏联情报头子”，有人对他出色的反间谍行动称赞有加，但是，同时也有人指责他滥杀无辜。

事实上，与1932年到1953年苏联情报机关工作有关的所有重要事件，都和苏多普拉托夫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所有行动也都是苏多普拉托夫指挥的，他还领导了战争年代对德国后方的破坏活动和侦查工作，在镇压托派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于1953年被逮捕。

指控苏多普拉托夫阴谋攻击苏共领导层并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显然很牵强，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赫鲁晓夫怎么能跟斯大林和贝利亚的亲信合作呢？

随后的调查则爆出了苏多普拉托夫犯有很多严重罪行。

检方指控苏多普拉托夫身为对外情报部门负责人，组织并执行了多起谋杀大案，其中包括刺杀希腊天主教穆卡切沃教区主教都铎（罗姆沙）、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舒姆斯基、波兰工程师瑙姆·萨梅特、导演所罗门·米乔尔斯和美国共产主义者、美利坚工人党党员伊赛亚·奥金斯。

过了很久，人们才知道，在当时的苏共领导层中，只有赫鲁晓夫一人坚决主张除掉都铎（罗姆沙），毫无疑问，这就是除掉苏多普拉托夫的原因之一，苏多普拉托夫掌握了赫鲁晓夫太多的黑材料，可以瞬间断送他的仕途。

但是，苏多普拉托夫并没有像他的上司贝利亚一样被处决，这都是因为他在卫国战争期间为苏联立下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处决苏多普拉托夫可能引发的苏联政坛大地震会沉重打击赫鲁晓夫的个人形象。

1958年9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参与策划政变、勾结贝利亚、对他人进行活体实验、绑架和多项谋杀罪名，判处苏多普拉托夫有期徒刑15年。

法院判决苏多普拉托夫前往列宁格勒特别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时，他已经服刑五年了。

苏多普拉托夫剩下的十年刑期是在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度过的，有一段时间他是和副手纳乌姆• 艾廷贡关在一起的。

这位前对外情报部门首脑先后共发出了四十封申请书，请求对他宽大处理，可惜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封得到过回复。

苏多普拉托夫回忆道说，当时，他的狱友都嘲笑他的申请书缺乏法律依据，毕竟，法律容不得争权夺利。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苏多普拉托夫恢复名誉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苏联情报机关请求勃列日涅夫重新审查苏多普拉托夫一案，但是得到的回复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不要多管闲事！

当时，苏联的政治局势仍然不利于为苏多普拉托夫恢复名誉。

1968年刑满释放后，重获自由的苏多普拉托夫已经成了一个重病号，发生过三次心肌梗塞，还瞎了一只眼。

当时的苏联政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写回忆录，依旧禁止提及苏多普拉托夫，允许写他的事迹，但是不能提他的真名。

这位前对外情报部门首脑仍旧继续争取恢复名誉，到了1980年代初期，这个机会似乎真的来临了。

政治地位提高了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不反对重新审查那些与国家安全机关有牵连的人所涉及的案件。

苏多普拉托夫第一批获得重审，但是为他恢复名誉将不可避免地与苏联总检察长鲁登科发生冲突，鲁登科曾在1953年参与过苏多普拉托夫一案的调查。

苏联意识形态首脑苏斯洛夫也反对为苏多普拉托夫恢复名誉，他认为此举将有损苏共形象。

不过，可以认为，在勃列日涅夫掌权后，已经为苏多普拉托夫秘密恢复名誉了。

苏多普拉托夫被允许在政府医疗机构接受治疗，还可以在专门为高层领导人修建的疗养院休养。

但是，直到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苏多普拉托夫的名誉才得到彻底恢复。

苏多普拉托夫去世两年以后，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一道名为《恢复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国家奖励权利》的总统令。

今天，仍有很多人为苏多普拉托夫恢复名誉一事持有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既然已经为苏多普拉托夫恢复了名誉，那么为什么不重新审查贝利亚和斯大林时代被控推行过叛国和反人民政策的其他知名人士的案件。

这些事情的复杂性就在于，无法在特定人物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与其在专政机关迫害人民的所作所为之间找到平衡。

显然，就苏多普拉托夫而言，他对祖国所做的贡献超过了杀害无辜人士所犯下的罪过。

俄罗斯梅默里阿尔科学信息中心的历史学家尼基塔·彼得罗夫认为，1992年，俄罗斯面对的是苏联解体以后留下的烂摊子，总军事检察院工作人员利用权力交替的机会为苏多普拉托夫和他的副手艾廷贡恢复了名誉。

这位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因为苏多普拉托夫的罪行都已经“在司法调查期间得到了供词和书面证据的证实”。

特别是苏多普拉托夫曾经为证实毒药的有效性搞过活体实验，这已经足够给他定罪了，因为细菌学和病毒学实验室就处在他领导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四局的监视之下。

苏多普拉托夫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也确认俄罗斯总军事检察长对恢复其名誉起到过重要作用。

据苏多普拉托夫说，俄罗斯总军事检察长对他说：

要是我不为您恢复名誉，档案材料就会显示，我是隐瞒30年代到50年代克里姆林宫权力斗争真相的同谋。

但苏多普拉托夫却认为，总军事检察长同意为其恢复名誉，主要还是因为苏联解体后，该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军事司法机关用不着顾虑”上头的指示”了。

用苏多普拉托夫的话说，赫鲁晓夫的垮台和领导层的世代交替在其案件重新审查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