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检方的角度来看，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是一次典型的未遂政变。尽管调查结果表明，有足够证据证明应当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绳之以法，但结果却是他们先是被看守所释放，然后又全部被大赦。
结局出人意料
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目的是防止签署新的联盟条约，因为这一条约将意味着从前的苏联将不复存在。
1991年8月18日，一些在苏联颇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来到戈尔巴乔夫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福罗斯的别墅，要求他宣布苏联进入紧急状态。
时任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是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形式上的负责人，尽管这一事件的主谋是时任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 。
除了他们两位之外，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还包括：
- 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
- 内政部长鲍里斯·普戈
- 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
- 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奥列格·巴克拉诺夫
- 苏联农民联盟主席瓦西里·斯塔罗杜布采夫
- 苏联科学工业联合会副主席及苏联工业国营企业和联合公司、建筑、交通与邮电协会主席亚历山大·季贾科夫
最终，拒绝与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合作的戈尔巴乔夫被软禁了。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本来试图依靠军队以及克格勃和内政部的特种部队，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俄罗斯联邦领导层，首先是得到莫斯科当局支持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迅速对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做出了反应。
虽然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调集军队进驻了莫斯科，但这帮人优柔寡断，没有能为军队提供有效支持，妨碍了他们使用武力。
此外，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还遭到了数十万莫斯科群众和前往苏联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参观的游客的反对。
政论家尤里·马加沙克后来写道：
一个超级大国的所有军权都掌握在‘政变分子’手中——他们甚至连使用多少兵力才能粉碎阴谋都没搞清楚。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政变，而是某种集体精神错乱！
结果，到了8月22日，“政变”干脆偃旗息鼓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被解散。
这起事件不仅没有像发动这场“政变”的人所希望的那样保住苏联，反而加速了它的解体，因为随后苏共便被解散，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即将迎来彻底变革。
8月22日至29日期间，除内政部长鲍里斯·普戈、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古拉·克鲁奇纳自杀身亡外，已经解散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几乎所有成员及其同伙均遭到了逮捕。
快速复出
事后被捕的这些人先是被关在位于莫斯科州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区的内务部谢涅日疗养院，并在那里接受了初步审讯。
随后，苏联总检察院仿佛大梦初醒一般，决定将这些人送往位于加里宁州（今特维尔州）卡申市专门设置的拘留所。
最终，这些人被关押在了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刑罚执行局一号看守所“水兵寂静”。
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不是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但参加了他们召开的会议。
事后他在谈到被关押期间的经历时说：
被关押在那里的人都很尊重我，因为我懂他们那些黑话。以前曾有人教过我们说黑话，我甚至还参加过黑话考试，所以那些黑话我都记得。看守所里的那些老油条“安慰”我们说，有人说了，我们这些人关上两三年就能出去。事实证明，他们的推测还真挺靠谱。
由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直到1993年4月14日才第一次开庭，审判长为该庭副庭长阿纳托利·乌科洛夫。
坐在被告席上的有亚纳耶夫、卢基扬诺夫、巴克拉诺夫、帕夫洛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斯塔罗杜布采夫、舍宁、瓦连尼科夫、普列汉诺夫、格涅拉洛夫和季贾科夫。
在此期间，案件涉及的被告曾增加到 144人，甚至特意找了辆公共汽车来接送他们。
尽管案卷中包含涉密文件，俄罗斯媒体还是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案件审理。外国记者被拒绝旁听，理由是大厅里没有空位了。
应邀为被告辩护的都是俄罗斯当时最著名的律师——亨利·列兹尼克、德米特里·斯坦伯格、根里克·帕德瓦。
这场审判当时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当然，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俄罗斯政府了。据阿纳托利·乌科洛夫称，当局并没有向法庭施加传统意义上的压力，而是要求法庭从严从快审理此案。
对被告的指控之一是他们犯有叛国罪。对犯有该罪的罪犯，最高可判处死刑。但是，辩方却成功推翻了这一指控。律师坚称，被告恰恰是赞成维护苏联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根本就谈不上犯有叛国罪。
起诉书是在开庭后六个月后的10月 16日才公布的，考虑到这一案件的复杂性，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终，各被告的行为被定性为“损害苏联国家利益、国防力量和国家安全，并具有加重情形”。
起诉书称，包括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舍宁、亚佐夫、帕夫洛夫在内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主要组织者，他们的目的是夺取政权。
此外，部分被告还被指控伪造公文、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
全体获释
一些律师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称为“儿戏”。
被告人以律师生病、出差或休假为借口，尽可能地拖延宣判时间，设法煽动支持他们的人集会游行，甚至还参与竞选议员。
原告的行为也很奇怪。
例如，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甚至在法官熟悉案卷之前就出版了《克里姆林宫的阴谋》一书，书中提前透露了对被告的主要指控，斯捷潘科夫因此被免职。
此案的审理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994年 2月23日叶利钦宣布为庆祝俄罗斯新宪法周年纪念日实行大赦，国家杜马为此还发布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
终止所有涉及1991年8月19日至21日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一事的刑事调查。
但是，为了使大赦生效，被告必须对所有指控认罪。
当时，除了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外，其他人都表示愿意认罪。瓦连京·瓦连尼科夫断然拒绝承认任何罪行。
虽然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成员均已在签署不出境承诺书后获释，但是瓦连尼科夫仍在继续受审。
最终，瓦连尼科夫被无罪释放。法院对其在八一九事件中的表现表达了敬意：
他这样做的动机和目的不是出于自私或为谋取其他个人利益，而是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此外，瓦连尼科夫在了解了1991年8月20日莫斯科的局势后，建议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应尽量避免发生流血事件。
随后，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成员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既没有仿效瓦连尼科夫，也没有坚持到最后。
亚佐夫称，他接受大赦只是因为不忍心看着莫斯科路面上的沥青被坦克辗碎。
亚纳耶夫则承认，他认罪只是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因为据他说，叶利钦完全有机会将此案束之高阁，那样他非死在看守所里不可。
隐匿真相
当时，很多被捕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都认为，此案最终会不了了之。阿纳托利·乌科洛夫法官则坚持认为，即便各被告最终不会被大赦，也极有可能和瓦连尼科夫一样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之一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对此大为光火：
必须对这些法官进行审判！毫无疑问，应该重审瓦连尼科夫！那些胆敢宣判瓦连尼科夫无罪的法庭组成人员，必须立即统统受审，免得让别人灰心、令民主蒙羞。
那么，按照俄罗斯现行法律规定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均涉嫌犯有重罪，为什么最终他们却能如此轻易就逃脱了惩罚呢？对这个问题，俄罗斯政论家安德烈·富尔索夫是这样解释的。
在他看来，法院可以披露无论是现任政府，还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不方便说出口的内情，特别是有关当年那些旨在让苏联解体的行动。富尔索夫相信，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促成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目的就是让苏联尽快解体。
有一种说法认为，戈尔巴乔夫其实事先知道会发生政变，甚至他还和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那帮人有联系，但在最后一刻他背弃了他们。
必须承认，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很多言论自相矛盾，甚至是火上浇油。1991年，戈尔巴乔夫告诉调查人员，八一九事件对他来说完全出乎意料，但 20年后，他又说他事先就知道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计划。
如果后一种说法是可信的，那他当时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那次行动呢？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其实是在密谋反对自己，这种说法似乎更准确。总统戈尔巴乔夫试图推翻党内一把手戈尔巴乔夫，同时从党的手中夺取国家权力。但很明显，他无法单独策划这次行动。
曾经担任过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曾经说过，苏联总检察院在查找八一九事件真正组织者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在这起事件中扮演的只是次要角色——主事的是那几个克格勃将军。
按照哈斯布拉托夫的说法，在苏共解散后，国家安全机关应该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按照1991年年时任最高苏维埃代表的俄罗斯著名法学家谢尔盖·沙赫赖的说法，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那帮人目光都很短浅，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
他说，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那帮人明白新的联盟条约生效后，他们这些人就会被赶出克里姆林宫，提前退出政治舞台。
有可能像亚纳耶夫、卢基扬诺夫或亚佐夫这样的死忠分子只是一场大博弈中的筹码，而这场博弈目的绝不是保持以前形式的苏联。
但这也只是假设之一。
显然，我们不会很快知道真相，因为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件的主要材料至今尚未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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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审判还是闹剧：为什么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最后都被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