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名称Staatssicherheit，简称Stasi（斯塔西），本意为“国家安全”，始建于1950年，从创建之初就被视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简称SED）的“剑与盾”。
斯塔西是全世界效率最高的情报机构之一，不但在国外成就斐然，而且为维护国内稳定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被人们称为“红色盖世太保”，但是，斯塔西人员却认为自己是另一个组织——苏联“契卡”在东德的传承人，所以他们自称“契卡人”，即德文“der Tschekist”，并一直以苏联契卡特工为师。
斯塔西人员彼此保持独立，不但彼此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监督，而且当时东德的每个成年公民几乎都处于他们的监控之下。
斯塔西存在的四十多年里，其间谍水平已经能与克格勃和中情局平起平坐，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它们。
下面我们将就此进行一一介绍。
斯塔西与克格勃
斯塔西所服从的不是国家、人民或宪法，而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高层，所以它更像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安全部门。当然，几乎所有的斯塔西成员都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
斯塔西工作的总体目标就是利用他们从苏联学到的各种方法来维护德国统一社会党对东德的领导。
斯塔西首脑威廉·蔡塞尔本人曾于1920年-1930年在苏联从事过情报工作。
1953年，在东德担任顾问的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曾经高达2200名。若干年后，当斯塔西开始独立运作后，苏联顾问人数骤降至32名。
东德人始终非常崇拜他们这些苏联朋友，甚至斯塔西警卫部队都是以契卡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名字命名的。
后来，苏联克格勃一直派人常驻东德，与斯塔西密切合作，其中就包括监视前往东德旅游的苏联游客。
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曾于1985年至1990年在克格勃驻德国代表处工作过。
斯塔西始建于1950年，最初人员大约2700名，后来规模迅速膨胀。到1989年10月，斯塔西人员已经达到9万1千人，相当于每160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个是斯塔西人员。纳粹德国时期，每2000个人中有一个是盖世太保，而在苏联，每600个人中有一个是克格勃特工。因此，就其人口比例而言，斯塔西堪称全世界最大的情报机构。
其中，从事对外情报搜集和边境保护的斯塔西人员有约1万人。
针对西德的情报活动尤为成功。
进入西德的斯塔西情报人员和线人曾多达3万8千人，有的专门负责针对政治人物，有的负责搜集西德各个企业的经济情报，有的打入西德国防军，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比如，斯塔西就曾“钓到”西德联邦情报局负责东德情报工作的赫里斯托夫·蒂埃得格这样的“大鱼”。
在斯塔西情报人员中，京特·纪尧姆的成就最为显著，但是，对西德来说，他这个人则无异于奇耻大辱。
京特·纪尧姆当初是以难民身份进入西德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内工作的几年里，他成功渗入西德政治精英上层。
1972年，京特·纪尧姆成了西德总理勃兰特最亲密的助手和顾问，可以接触到机密文件并参与谈判，直接影响了西德对东德和苏联的政策。
直到1974年，京特·纪尧姆才被发现，又过了几年，他就像英雄一样回到东德了。
对人民的监视
但是，斯塔西大多数人员的任务不是对付外部敌人，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国内的所谓“人民公敌”，对内镇压使得斯塔西成为世界上最可怕的情报机构之一。
顺便说一句，从1970年代起 ，斯塔西人数迅速膨胀。
当时，东西方冷战已有所“缓和”，东德与西方的联系大大加强，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失利所导致的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也越来越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打击异见者已经上升为斯塔西的首要任务，东德人随时随地都处于斯塔西的监视之下，斯塔西成为维系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的主要工具。
除了91000名正式人员外，还有将近20万不同层级的线人作为“非正式人员”为斯塔西效力。
所有地区的每一家工厂都必须有至少一名斯塔西人员，任何一名工人都可以向他们揭发所谓“可疑情绪”。
每一栋单元楼、每一所学校、医院和其他机构都有很多斯塔西人员，很多退休人员、教师甚至连酒店服务员都成了斯塔西的线人。
有时，那些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人也是斯塔西线人，例如，柏林洪堡大学副校长、神学教授海因里希·芬克便是其中之一。
有时，朋友甚至家庭成员之间都互相刺探。
东德解体之后，斯塔西被查出几乎对该国每一个成年公民都进行过调查，东德情报界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情报工作无小事”。
斯塔西人员之间都会互相监视，为便于监视，彼此都住得很近（例如，柏林的很多街区都有斯塔西为自己的员工盖的房子）。
斯塔西招募员工的方法非常简单，一般都是从最忠诚的警察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中选拔出来的。
很多人都心甘情愿地与“红色盖世太保”斯塔西合作，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事业。
当然，也有人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特权而跟他们合作的，当时的东德，物资已经十分匮乏，为斯塔西工作就能获得更多特权，住更大的房子，不用排队就能买到汽车，可以享受到从西方国家进口的食品和日用品。
此外，他们还能窃取或优先购买罚没物资（西德人寄给东德人的包裹），部分罚没物资只在柏林斯塔西人员居住区的商店才有出售，而且只卖给斯塔西人员。
还有一些人则是出于恐惧或者因为受到敲诈勒索，迫不得已才与斯塔西合作的，很多斯塔西人员都能对人民进行全面监控，所有从国外寄来的包裹和信件都会被斯塔西人员开封检查，每天24小时都有斯塔西人员在监听从西德打来的电话。
在东德，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受到监视，人人都对斯塔西怀着深深的恐惧。
大学新生刚一入学就会被学长警告，每个班都至少有两个所谓的“安全人员”，他们会把学生的所有“错误言论”都报告给上级，还会为那些表现忠诚的学生邀功请赏。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人人自危，甚至担心朋友都可能是来监视自己的斯塔西人员，斯塔西有很多绰号，甚至被称作“猪帮”。
东德人当年最流行的一个笑话就显示出了这种监视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个酒客站在酒吧间吧台旁跟另一个酒客聊天：
你知道这种啤酒和党有什么区别吗？
不知道，你说说有什么区别。
啤酒是液态的，党是多余的！
（在德语中，“液态”和“多余”这两个词发音相近）。
没成想，邻座的一个客人向斯塔西告发了那个开玩笑的人，于是那个倒霉的家伙就被当作敌人抓起来了。
过了两年，那个被抓的人出狱后，又在酒吧间遇到当年举报自己的那个人。
那个告密者说：
我特别想知道，你蹲了几年班房，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变成了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请你告诉我：埃里希·昂纳克和山羊有什么区别？
那个刚从牢里出来的人惊恐地说道：
不不，这次我没看出有什么区别……
斯塔西镇压异见的方法相当标准：逮捕和公开审判、对异见人士驱逐出境或监禁，并对囚犯施以酷刑。
在近40年间，斯塔西办的案子至少有6万件，其中超过4万都涉及到政治，案犯都被判处了轻重不一的刑罚。
有时候打击的异见人士可能很有名，逮捕他可能会引发政治动荡，遇到这种人，斯塔西人员还会采用更复杂的方式来对付他们，其中一种方式被称为“瓦解”。
异见人士上班的时候，斯塔西人员会潜入他的住处，把屋子里的东西都换个位置，例如，把打火机或缸子放置在不常放的地方，而且每天都要这么做，当然，也可以打扰他的工作，直至他离职。
最终，那些倒霉的异见人士几乎会被逼疯，时间一长，不但会损失掉已经得到的各种好处，更会慢慢退出政治舞台。
在某些情况下，有些遭到“瓦解”的异见人士被斯塔西招为线人，被安插在异见人士圈子里，有些异见人士甚至会被逼得自寻短见。
除了搜集异见人士的档案，斯塔西还会收集他们的气味。
柏林斯塔西总部大楼里有很多柜子，这些柜子里放着数千个罐子，罐子里有很多布片，这些布片都是异见人士衣服上的，有的是后来从他们的衣服上剪下来的。
2006年的德国电影《他人的生活》详细描述了这些布片的收集过程：被斯塔西请去谈话的人坐到一张套着座套的椅子上，随后这个座套就会被放置在一个罐子里，然后他们会让熟悉了座套气味的警犬对这些人进行跟踪。
如今，这些罐子都被展示在柏林的博物馆里。
我们不能说，斯塔西人员都不知道他们这么做有多龌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深感后悔，并试图让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都是当时体制的牺牲品。
例如，东德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曾经下令绑架过很多人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后来，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不得不扪心自问“当时东德国内形势江河日下，原本前途光明，结果一事无成，个人是不是也有过错，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责任。”可惜，这样的反思为时已晚。虽然东德依旧完好无损，但是，斯塔西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所作所为，斯塔西人员已经习惯了使用残酷手段对待所谓的“公敌”。
冷酷无情的埃里希·米尔克1957年至1989年任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曾以捷尔任斯基为榜样。
斯塔西的办公室里都悬挂着人称“铁腕费利克斯”的捷尔任斯基肖像。
埃里希·米尔克非常崇拜斯大林和苏联英雄（二战期间曾因参加法国抵抗运动被褒奖），获得过三枚苏联列宁勋章、四枚红旗勋章及东德的奖励。
但是，这位苏德双料英雄政治生涯的开端并不像个英雄，更像个杀手 ——他曾于1931年在德共组织的游行示威中参与杀死两名德国警察及对另一名警察刺杀未遂，事后，他被迫从德国出逃，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得以回国。
1989年，柏林墙倒塌，几个月后，斯塔西也解散了，年已86岁高龄的埃里希·米尔克在1993年被控曾于1931年犯有谋杀罪，两年后，埃里希·米尔克因年事已高，被提前释放。
和他一样，其他前斯塔西人员都在统一后充满敌意的德国度过了余生。